对吴熊光来说,1799年2月7日可能是聖彼得堡他一生中最诡异的日子,这一天既被称为嘉庆四年正月初三,但同时也被称为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,老黄历上同时印刷两个年号,全国铸造的钱币也是乾隆、嘉庆各半,甚至专门记载皇帝日常生活的《起居注》,也有两本,一本以嘉庆纪年,一本以乾隆纪年。  毫无疑问,在那一天之前,从作为一国之君的嘉庆皇帝到最底层的臣民,每个人都活在太上皇乾隆的长长余荫或是阴影之下,但究竟是这两者中的哪一种,见仁见智。  在吴熊光身上,可能阴影比余荫更大一些,尽管他曾被太上皇特简入值军机处,参与枢要,但未及半年,即被乾隆的宠臣和珅排挤出京,改任直隶布政使。  但这一切,都将随着这一天太阳升起的那一刻而彻底改变——1799年2月7日清晨7点,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辰刻,太上皇乾隆驾崩。从此世上只有一个年号、一种钱币、一个皇帝。  这天晚些时候,吴熊光赶赴宫中,向他的前主子乾隆皇帝表示最后的敬意,也因此见证了转折时刻的来临——他被嘉庆皇帝秘密召见,目的是询问对一个人的看法,这个人就是在两年前将他排挤出军机处的乾隆宠臣、首席军机大臣、举国势焰最炽的权臣和珅。  皇帝的问话已经体现出明确意旨:“人言和珅有歹心。”   这是一个信号,说明新君嘉庆已经对这位老爹宠信有加的权臣憎恶至极,歹心可不是指贪腐,而是暗忖其有谋逆之心,实乃五王賜豪醫生 行山一般的罪名。然后,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,和珅跌倒。  2月22日,和珅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被赐死在狱中。次日,皇帝宣布和珅一案了结。  人死了,余者也不搞株连,貌似案子已经结束了,但真正让人好奇的事情才刚刚开始,和大人到底贪污了多少钱?  1799年2月26日,就在皇帝宣布和珅一案结案的三天后,直隶布政使吴熊光的一份奏折被呈递到皇帝手中。奏折中,吴熊光对皇帝的“仁至义尽、折衷至当”表示深深的钦 ​​佩。  因为皇帝表示对和珅及其家人隐匿寄顿在民间的财产放过一马,因为这些财产不会产生任何危害,但“若稍滋事,所损大矣”,要吴熊光“慎之”。  皇帝的大度只是表面的,实际上嘉庆皇帝一分钟也没放松过对和珅财产的觊觎。在另一份来自内务府的密奏里,三位皇室宗亲——肃亲王永锡、贝勒绵懿和新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永来,将在海甸(原文如此)查抄和珅及其同党的福长安花园财产的情况,缮写清单供呈御览。  皇帝在这份奏折上没有任何打botox邊間好 批复,但显然,他对这一切的处理表示很满意。因为在同一日谕旨(当然是密旨)中,皇帝下令将“和珅、福长安花园内金银器皿、银钱、房间并内监交内务府入宫办理”,而玉器、衣服、什物则“照例交崇文门分别拣选进呈”。